2017世界投资报告

序言

2016年全球外国直接投资（FDI）量小幅下降2%，至1.75万亿美元。对发展中国家投资更为严重受挫，下降了14%，而且欠发达国家与结构薄弱的经济体外国直接投资流入量仍然动荡低迷。尽管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预测2017至2018年间FDI流入量会小幅复苏，即便如此，估计仍然会低于2007年的历史峰值。

我们面临的发展问题非常棘手，特别是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需要的巨大投资量，联合国贸发会议得行动计划中详细的提到这些可持续发展的目标和投资方向。我们需要投资更多的基础设施、能源、水力、卫生、缓解气候变化、人类健康、教育，同时投资也会带来大量的就业机会和收入增长，从而达到可持续发展、维护持久和平的目的。

如今，确保全球政策环境有益于投资可持续发展，这比以往任何时候都重要。贸发会议在这方面扮演重要角色，给国内国际投资提供政策制度指导。国际投资协议中投资政策改革框架和路线图已融入130多个国家的新一代投资政策实践之中。今年的世界投资报告记录了这些变化并就如何处理3000多个旧式投资协议提供了政策建议。

现如今全球经济，对决策者来说，一个关键的挑战是数字化经济发展。今年这个报告的主要章节表明，数字经济对全球投资模式有非常重要的影响。它可以洞察数字经济对为模拟时代而设计的投资政策的潜在影响，同时提供投资政策如何促进数字化发展的建议。

我认为这份报告对国际投资与发展机构组织是一个很重要的工具。

古特雷斯  联合国秘书长

前言

数字经济正成为全球经济中越来越重要的组成部分。数字经济为全面可持续发展提供了许多新的机遇。但同时也对政策带来了严峻挑战——首先就是填补数字鸿沟。不论机遇还是挑战都是发展中国家必须要优先制定相应的发展政策。

数字经济正在从根本上改变公司在国际间生产和销售商品以及提供服务的方式。数字跨国公司与国外的客户进行交流和销售不再需要在国外市场进行大量实物投资。因此，他们对本国生产力和就业岗位的影响更加难以捉摸。如今，数字经济已不仅仅是技术部门和数字公司，它越来越多地涉及到全球经济各个领域的供应链数字化。

国际生产数字化转型对促进投资，实现便利化以及规范投资者行为具有重要意义。实体经济规则应根据新的数字商业模式进行审查。一些国家已经着手改进经济政策，而另一些国家正面临政策阻碍或者制约数字经济发展的风险。

因为这不仅仅关乎数字跨国公司，也关乎发展本国的数字能力。世界上许多国家都为发展数字经济制定了战略规划，但这些规划大都无法充分解决投资问题。有效的规划又只专注于电信基础设施的投资。应扩展数字发展战略的投资策略层面，是国内的企业更容易进入全球市场，享受数字化带来的成果。

2017年世界投资报告是对数字经济的综合投资策略框架的一个有力论证。它给我们展示了在更具包容性和可持续的全球化趋势的未来，协同投资政策与数字化发展策的一致性略将会给发展中经济体融入全球化经济中起到关键的作用。这对于如何实现缩小数字鸿沟并应对实现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和巨大的投资挑战具有不可忽视的作用。我向共同拥有可持续发展目标的经济体推荐这份报告。

Key messages

投资前景

全球投资幅度略有回升，预计2017年全球投资将谨慎乐观。各主要地区的经济增长预期较高，贸易复苏和企业收益复苏，可能会促进外国直接投资（FDI）的小幅增长。全球流量预计在2017年将增至近1.8万亿美元，在2018年将持续至1.85万亿美元----但仍低于2007年的高峰。 政策不确定性和地缘政治风险可能阻碍复苏，税收政策变化可能重大影响跨境投资。

除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外，大多数地区的外国直接投资前景呈适度积极状态。发展中经济体作为一个群体预计将获得约10％的收益。这包括发展中亚洲地区因具有可观前景的主要经济体提高了投资者信心而带来的大幅增长。对非洲的直接投资预计也会增加，油价也会小幅上涨和区域一体化的进展缓慢。相比之下，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的外国直接投资前景不明朗，宏观经济和政策前景也不明朗。经济转型经济体在2016年经济下滑之后可能进一步复苏。预计到2017年，发达经济体的流量将保持稳定。

投资趋势
2015年大幅上涨后，2016年全球外商直接投资的增长势头下滑，表明经济复苏的道路依然不稳定。跨国企业（MNEs）认为，由于经济增长疲软和政策风险明显，FDI流入量减少了2％，达1.75万亿美元。向发展中经济体的流动特别严重，下降了14％，达到6460亿美元。

与证券投资，汇款和官方发展援助相比，外国直接投资仍然是发展中经济体最大和最稳定的外部资金来源。但是，所有发展中地区的流量都下降了：

• 到发展中亚洲国家的外商直接投资在2016年下降了15％，达到4430亿美元。五年来的第一次下降相对普遍，除了南亚以外，大多数次区域的数字下降了两位数。

• 非洲的外国直接投资继续下滑，达到590亿美元，比2015年下降3％，主要原因是内需不振，大宗商品价格低迷。

• 由于经济持续衰退，商品价格疲软和出口压力，拉美和加勒比地区的外商直接投资下滑趋势加快，下降14％达1420亿美元。
• 结构薄弱和脆弱经济体的外国直接投资依然脆弱。 最不发达国家的流量下降了13％，达到380亿美元。 同样，小岛屿发展中国家的流量减少了百分之六，达到35亿美元。 内陆发展中国家的外国直接投资稳定在240亿美元。

发达国家经济在去年大幅增长之后进一步上涨。流量上涨了5％，达到1万亿美元。流量上涨了5％，达到1万亿美元。欧洲的外国直接投资下滑得到了很大的补偿，由于北美地区适度增长，和其他发达经济体大幅增长。发达经济体在流动中的全球直接投资份额增长到59％。在经过两年大幅下滑之后，向转型经济体转移的外商直接投资几乎翻了一番，达到680亿美元，反映了大型私有化交易和矿业勘探活动的投资的增加。

主要的经济集团，如二十国集团和亚太经合组织，都大大影响了全球外国直接投资的趋势。到二十国集团的量首次获得超过1万亿美元的纪录。需要注意的是集团组织成员之间的互相投资有日益增长趋势。

来自发达国家的外商直接投资流失依然疲弱。 他们下降了11％，达到1万亿美元，主要是由于欧洲跨国企业的投资减少。来自北美的流量依然存在，但来自亚太发达国家的流量自2008年以来达到最高水平。尽管作为现在世界第二大投资国的中国流量大增，但其来自发展中经济体的对外投资流出量下降了1％，达到3,830亿美元。

国际生产增长放缓导致全球贸易扩张乏力。跨国公司的外国子公司的国际生产仍在扩大，但近年来的速度已经放缓。过去五年外国分支机构销售的平均年增长率（7.3％），增加值（4.9％）和就业（4.9％），年平均年增长率均低于2010年前的同期（分别为9.7％，10.7％，7.6%）。贸发会议的最新数据显示国有跨国企业在全球经济中的作用越来越大。约1500家国有跨国企业（占所有跨国企业的1.5％）拥有超过86,000名外国人,相当于或接近所有外国人的10％。他们宣布新建投资将占2016年全球总量的11％，高于2010年的8％。他们的总部广泛分散，其中发展中经济体占一半以上，近三分之一在欧盟。中国是国有跨国公司最大的母国。

投资政策趋势

投资决策越来越复杂，分歧越来越大，越来越不确定。可持续发展将使投资政策更具挑战性和多面性。政策制定也越来越分散，反映在社会和政府应对全球化影响而采取的各种方法。这与政府更多的干预措施一起，也降低了投资者投资政策的可预测性。基于规则的投资制度是可信的，具有广泛的国际支持，旨在实现可持续性和包容性，可以帮助减少不确定性，提高投资关系的稳定性。

2016年推出的大部分投资政策措施旨在促进投资，使其便利化和自由化。约58个国家和经济体采取了至少124项投资政策措施，是自2006年以来最高。外国投资者的入境条件在各行业开放，许多国家精简注册程序，提供新的投资激励或继续私有化。约有五分之一的措施引入了新的投资限制或条例，远远超过了1990年代贸发会议年度报告的早期阶段。它们不仅体现在新立法中，也体现在行政决定中，特别是在涉及外国收购的兼并控制方面。

许多国家通过具体的投资法律管理跨境投资，解决与国际投资协议（IIAs）类似的问题。至少有108个国家有这样的法律。投资法和国际投资协议在市场准入、范围界定、投资者待遇、促进投资和解决争端等方面有相似之处。国际投资协定的改革和投资法中相应条款的现代化应该是齐头并进。

在更复杂的情况下，国际投资协定普遍继续增长。2016年，缔结了37项新的国际投资协议，使年底条约总数达到3,324个（2017年已经结束了4个）。同时，至少有19个国际投资协议的终止日益有效，并且会有越来越多的随之而来。所有这些都反映了政府对其国际投资政策参与的更广泛的重新调整。

新的基于条约的投资者与国家争端解决机构（ISDS）案件的比例继续有增无减。 2016年启动了62起新案件，案件总数达到767个。截至2016年底，投资者在所有案件中赢得了60%的判决。

二十国集团采取“全球投资决策指导原则”。 根据贸发会议的“可持续发展投资政策框架”，不具约束力的“二十国集团原则”第一次在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和转型期经济体之间达成多边投资协议，这将占全球对外直接投资的三分之二以上。国际投资协定的改革已取得显著进展。大多数新条约遵循了联合国贸发会议规划的线路图（WIR16），巩固了国际投资协定改革的第一阶段，该线路图规定了五个行动领域：保障监管权，同时提供所需的保护; 改革投资争端解决机制; 推动并促进投资；确保负责任的投资; 增强系统一致性。改革投资争端解决机制是议程上的重中之重，包括在多边层面上的一些具体的改革举措正稳步推行中（例如新条约中的改革导向型条款——致力于国际投资法庭的设立）。 投资便利化已成为推动利益增长的利器，联合国贸发会议提出的“投资便利化全球行动纲要”获得了所有与投资和发展利益相关者的强有力的支持。 此外，包括新语言在内的近期条约皆维护了东道国管理和促进负责任投资的权利。

现在让我们投眼于国际投资协定改革的第二阶段：将现存的旧版条约现代化。 旧条约比比皆是：现今有两千五百多条旧条约仍有效（占所有有效条约的95％）这些旧条约成形于2010年之前。旧条约相悖：截至2016年底，几乎所有已知的投资者与东道国的争端案例都是基于此。并且旧条约持续分化：它们的持续存在造成了条约体系的重叠和分裂，并造成了交互挑战。

联合国贸发会议介绍和分析国际投资协定改革第二阶段的10个政策选择的利弊：（1）共同诠释条约条款; （二）修改条约条款; （3）替换“过时”的条约; （4）整合国际投资协定网络; （5）梳理共存条约之间的关系; （6）参考全球标准; （7）多边接洽; （8）放弃未经批准的旧条约; （9）终止现有的旧条约; 以及（10）退出多边协定。 各国可以根据自身政策优先状况来调整和采用这些选择，以实施线路图所规划的改革。

在特定情况下，各国对这十个政策进行选择时，需要进行仔细的和基于事实的成本效益分析，同时应对一些更大的挑战。 战略性挑战包括防止改革过度，这将破坏国际投资协定保护和促进投资的初衷。系统性挑战源于引发连贯性和一致性问题的差距，重叠和分裂。协调性挑战需要优先考虑改革行动，寻找合适的条约合作伙伴来实施这些行动，并确保不同层级决策者作出的改革努力之间的一致性。小国特别是最不发达国家难以解决那些由于旧协定的欠妥之处而引发的种种问题。

综合制度改革将受益于强化多边支持。 通过三大支柱性工作 ——调研和政策分析，技术援助以及跨政府构建共识 ——联合国贸发会议得以发挥关键作用，因为在现今多层次和多层面的国际投资协定制度下，联合国致力于推动国际投资协调中心和国际论坛开展高级别兼具包容性的探讨。

世界见证了资本市场相关政策和调控手段的快速增加，这些政策和工具旨在促进对可持续企业的投资，并支持可持续发展目标（SDGs）的实现。 这些政策和工具主要来自证券交易所及其监管机构，但同时得益于机构投资者等其他资本市场利益相关者的大力参与。证券交易所的定位在于通过其他行业所无法复制的方式去影响投资者和公司，即通过新产品和服务，以及通过支持监管机构来促进市场标准的采用与推行。

投资与数字化经济

数字经济是增长和发展的主要动力。它可以提高各个行业的竞争力，给商业或企业活动提供新机会，以及为企业进入海外市场和参与全球电子价值链提供新途径。它也为企业解决持续发展的问题提供了新的工具。然而，数字经济带来了一系列政策上的挑战，包括弥合数字经济发展差异的需求，尽量减少可能存在的那些负面的对社会和发展的影响，以及处理复杂的因特网监管问题。与数字经济相关的机遇和挑战对发展中国家是尤其重要的。
    数字经济对投资具有重要意义，投资对数字化发展也至关重要。数字技术的采用有可能改变跨国企业的国际业务，以及外国子公司对东道国的影响。而所有国家的数字经济的发展，特别是发展中国家参与的全球数字经济，都需要有针对性的投资政策。 

在过去五年中，信息通信技术（ICT）在国际生产中的重要地位大幅度提高。 2010年至2015年间，科技公司的数量在联合国贸发会议排名前100位的跨国企业中翻了一倍多。 这些跨国企业的资产增长了65％，其营业收入和员工增长了约30％，相比之下，其他100家跨国企业则呈现平稳趋势。 数字跨国公司（包括互联网平台，电子商务和数字内容公司）的重要性也在迅速增长。 本报告展示了新的前100名，为数字跨国公司及其国际生产的排名。

数字跨国企业有70%的销售额源于海外，但它们只有40％的资产在外国。 数字跨国企业对东道国的影响在实物投资和就业创造方面不太直接，但它们的投资可产生重要的间接影响和生产力影响，并有助于数字化发展。

在全球各行业供应链中采用数字技术将对国际生产产生深远的影响。 由于行业和跨国企业的特定偏好，数字技术的采用可以减少集中的“大数据支撑型”的生产引发的大量投资，并且带来更迅捷的3D印刷生产。应用数字技术可以实现生产重建，也可以带来更多的服务外包。此外，它可以实现东道国的供应商关系重组，以及带来新的合作机会。

投资规章制度，以及与推动和促进投资相关的政策和机构，应考虑跨国企业跨境经营模式的演变。 在受数字化影响最大的十大传统行业中，有五个归属于各国保持投资限制的十大行业（反映在国际投资协定的保留意见中），数字跨国企业正不断涉足到其他受监管行业。 有些早期的制度可能需要进行审查，以避免其过时或阻碍数字化的应用。

大多数国家正在积极寻求数字化机遇，因为它具有潜在的发展优势。 本报告包含了100多个国家和地区数字发展战略中的投资调查结果。

许多数字发展战略无法解决投资问题或只能在非常笼统的层面上探讨投资需求。 不到25％的策略包含了基础设施投资需求的相关细节，只有不足5%的策略涵盖了除基建以外其他领域（包括数字产业的发展）的投资需求。投资促进机构很少参与数字发展战略的制定。

全面的数字化发展战略应涵盖对数字基础设施的投资、数字公司的投资以及在所有行业企业推行数字应用的投资。 为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实现充分联网的基础设施投资要求可能比想象中的要低一些; 联合国贸发会议估计，这些国家近乎普遍的基础3G覆盖率（SDG普遍接入目标的先决条件）的投资成本低于1000亿美元。 互联网基础设施投资区域合作可使基建项目对国际投资者产生更大吸引力。

促进对当地数字内容和服务的投资对于加快数字化发展至关重要。这意味着为数字企业创造和维护有利的监管框架和积极的支持措施，其中可能包括技术创新中心以及创新孵化器; 建设或改善电子政务服务;支持风险投资融资以及其他新型融资手段。与全球企业相联系是有益的，但发展数字部门主要是支持当地企业发展，而不是促进数字跨国公司的投资。

促进所有公司对信息通信技术的投资以及业务联系和参与全球价值链，都应成为数字化发展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 设备关税和税收以及互联网使用税也会影响企业采用信息通信技术的有效成本。 促进访问云服务可以降低这种成本。与全球数字跨国公司合作技术开发，对于允许本地公司与跨国企业进行数字交互并共享E价值链来说也很重要。

在促进对数字化发展的投资时，政策制定者需要解决公众关注的问题。这就需要在数据安全，隐私，知识产权保护，消费者保护以及文化价值保护等领域应用最新的法规。在那些因数字化转型给其他产业造成破坏或对社会或经济产生负面影响的领域，相关部门和机构需要制定政策来减轻这些影响。 政府需要找到兼顾公众关注和私人投资者利益的均衡方法。

投资决策者应采取更积极的态度制定数字发展战略。他们不仅要对自己所处领域的重大政策变化做好准备，也应当为数字产业政策的设计和实施做出重要贡献。 数字化发展应纳入投资政策，投资政策也应纳入数字化发展战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