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全球投资前景与趋势

在全球投资前景与趋势部分，报告指出，2016年外国直接投资流量小幅下降2%，至1.75万亿美元。而得益于主要地区经济增长预期上升、贸易增长复苏以及企业利润回升，预计2017年全球外国直接投资将增长5%，达到近1.8万亿美元。外国直接投资流量的适度增长将持续到2018年，届时将达到1.85万亿美元。

    在资本输入方面，2016年美国仍然是外国直接投资的最大接收国，吸引了3910亿美元资金流入(比前一年增长了12%)，其次是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获得了2540亿美元，从2015年的第十四位飙升至第二位，主要得益于大型跨境并购交易。中国处于第三位，流入量为1340亿美元，同比小幅下滑1%。

在资本输出方面，中国的对外直接投资飙升44%，达到1830亿美元，创历史新高，使中国首次成为全球第二大投资国。相比之下，发展中亚洲的其他次区域和主要对外投资经济体的流出量却大幅下降。整体而言，在中国企业跨境并购交易的驱动下，发展中亚洲的外国直接投资流出量增加了7%，达到3630亿美元。

二、中国的双向投资

在全球投资前景部分，报告多次提到中国。在整体前景评估中，报告指出，2017年发展中的亚洲外国直接投资流入量预计上涨15%，达到5150亿美元，可能是亚洲主要经济体经济发展前景的改善，促进了投资者的投资热情。主要接受国，如中国、印度、印度尼西亚，为吸引外国直接投资而努力革新政策也有利于2017年投资流入量的增长。在谈及影响未来外国直接投资流入量的关键因素中，报告指出，预计2017年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经济体的外国直接投资流入量会有巨大回升，这得益于中国经济的增长以及原油等大宗商品价格上涨。本年度最负潜力投资者名单与前几年调查发现一致，是中国和一些发达国家。投资促进局继而褒奖中国为紧跟美国、德国和英国的外国直接投资最具潜力来源国。外国直接投资最佳地区仍是美国和中国、印度等新兴市场。

在全球投资趋势部分，报告指出，中国以1340亿美元的外国直接投资流入量位列世界第三，但与去年相比，仍下降31%。在提及外国直接投资流出量时，报告指出，今年，来自发展中经济体与转型经济体的跨国公司的对外投资波动巨大。中国对外投资飙升44%，达到1830亿美元，首次成为全球第二大对外投资国。中国跨国公司对外投资以获取新兴市场准入资格，同时累积资产来刺激外币的收益源。然而，中国跨国公司对外投资的激增招来一些争议，因此对外投资协议受到有关部门的严格审查。在谈及外国直接投资，报告还精挑细选了一些重要组织，如亚太经合组织的21个成员国的外国直接投资保持高度集中，其中五个经济体（美国、中国、中国香港、新加坡、澳大利亚）在2016年接收了80%的流入量;金砖国家，包括巴西、俄罗斯、印度、中国与南非，经济总量占全球GDP的22%，但2016年仅获取全球对内投资储量的11%。去年，金砖五国的外国直接投资流入量增长了7%，达到2770亿美元。俄罗斯、印度、南非流入量的增长远足以弥补巴西、中国外国直接投资的下降。近年来，来自金砖五国的跨国公司在金砖内部成员间投资热情渐涨。2016年，中国跨国公司就投资于其他金砖合作伙伴。例如:北京汽车在南非建立了价值8230万美元的装配设备来为当地及周边市场生产汽车;在印度，中车集团投资价值630万美元的合资工厂来生产铁路运输设备;华为也计划在该国生产手机。中国其他跨国公司如阿里巴巴、小米、滴滴出行也分别于2015年、2016年在印度投资。

本期世界投资报告，还特意提到南南合作典范的“一带一路”战略。

“一带一路”战略沿线地区外国直接投资流入量

2013年，中国提出共同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战略倡议（统称“一带一路”战略）。“一带一路”沿线涉及来自不同地区的60多个国家和经济集团，对内投资额6万亿美元，对外投资3万亿美元。中国及其合作伙伴现已签订50多项协定，覆盖了六大国际经济走廊。

“一带一路”路线从中国延伸到欧洲，过去两年，投资活力已经快速激发出来了。越来越多的财政资源，包括外国直接投资得到利用。许多地处六大经济走廊的国家在加入“一带一路”倡议之后，都已开始着手从中国吸引大量外国直接投资。

中亚地区——“丝绸之路经济带”沿线的关键地区，“一带一路”倡议的实施正吸引更多来自于中国的外国直接投资，这些投资投向工业领域而非自然资源。该倡议的实施也帮助促进东道国家的经济多元化。在采掘业方面，中国公司在哈萨克斯坦、土库曼斯坦等国已经拥有大量外国直接投资股份。中国将在该地区进行的新投资项目，主要投向基础设施建设和工业产能提高。除此之外，发展农业及相关上也也是主要目标之一。例如，中国公司和当地合作伙伴正在协商投资19亿美元于哈萨克斯坦农业，包括中国土豆加工厂项目。

南亚正从中巴经济走廊实施的大量项目中获利。由此，将大量外国投资投向基础产业，尤其是发电业和运输业。例如，中国电力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和AL-Mirqab Capital（卡塔尔）已经合作在巴基斯坦的第二大港-卡西姆港投资建造一家电力厂。另外，中国国家电力投资集团公司和当地的Hub Power Company已经开始建造价值20亿美元的燃煤发电厂。

位于北非的埃及已经和中国签订了谅解备忘录，其中包括来自中国150亿美元的投资。在“一带一路”框架下，大量合作项目已经开展，包括在苏伊士运河区建立经济区以及对海运和陆运交通进行投资。

在国际生产部分，报告指出，尽管近2/5的国营跨国公司将总部设于发达国家，尤其是欧盟成员国，但也有超过一半的跨国公司将总部设于发展中经济区;剩下的设于转型经济区。有些国家拥有众多国营跨国公司，其中有18%将总部设在中国，因为中国有利于这些国家实施对外投资扩张战略。中国之后是马来西亚（5%），印度（4%），南非（4%）及俄罗斯（3%）。

第二章 发展中的亚洲

在2015年创历史新高之后，到亚洲的外国投资总量在2016年下降了15%，达到了4430亿美元。该地区的流入量下降幅度相对较大，四个次区域中三个出现下降，不过原因各异。在东亚地区，随着2015年一次性大重组，流入中国的稳定投资量不足以抵消抵消外国对中国香港直接投资的下降。在东南亚，由于世界经济的不确定性导致一些东盟成员国的流入量下降。在西南亚，疲软的油价和政治上的不确定性继续左右着外国直接投资。由于印度和巴基斯坦的稳定投资流入量，只有南亚避免了急剧下降。然而，亚洲仍然是世界第二大的外商直接投资受惠国，中国，中国香港，新加坡和印度都是排在前十名的外国直接投资流入国。而来自亚洲国家的直接投资增加了7％，达到3360亿美元，这主要得益于中国的外国直接投资流出急速增长。东盟和中国的经济前景的改善有可能提振投资者的信心，并有助于促进2017年及以后的外国直接投资流入。

外资流入

对亚洲的外国直接投资下降影响了四个次区域的三个和大多数主要经济。 亚洲的投资流入量大部分在中国香港注册，然而进入印度尼西亚，蒙古，新加坡，泰国和土耳其的资金却大幅下滑。 相比之下，中国和印度的外国投资或多或少保持不变，分别下降1％和1％。

在东亚地区，香港的外国直接投资下降，而中国保持稳定。流入东亚的外国直接投资下降了18％，降至2,600亿美元。 这主要是由于流入中国香港的投资量减少，从2015年的1740亿美元下降到2016年的1080亿美元。随着2015年重大的企业重组后，香港成为亚洲的最大，世界第二外国直接投资受益者。其资本流入在2016实现正常。对中国香港的外国直接投资仍远比2010-2013年注册资金平均水平约800亿美元。

由于外资直接投资下滑，对中国的投资下降1％至1340亿美元。在非金融部门，该国在2016年新增外商投资企业27900家，其中投资额超过1亿美元的840家。此外，450家现有外资企业大幅扩大业务，投资额度超过1亿美元。非金融服务继续支撑新的外商直接投资，该行业的流入量增长了8％，外资对制造业的投资继续向高价值生产增加。例如，2017年3月，波音公司开始在中国建立装配厂，这是波音公司在美国本土以外首次建厂。国家和地方两级的进一步开放和改革促进了外资的增长。 2013年上海首次建立自由贸易区，此后福建，广东和浙江均设立自由贸易区，在2016年吸引外资130亿美元，涨幅达80％。

亚洲对外直接投资上升7％，达到3360亿美元。这主要是由于大量中国企业跨境并购。相比之下，南亚和东盟投资的流出量大幅下降。总体而言，亚洲公司跨国并购额从2015年的1230亿美元增长到2016年的1430亿美元，发达国家的资产占所有收购的近60％。

中国促进了东亚的对外投资。东亚对外直接投资增长了近四分之一，达到2910亿美元。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上涨了44％，达到1830亿美元，得益于中国企业跨国并购的激增，推动了第一投资大国的地位。 中国企业在海外的投资广泛针对制造业和服务业。中国人远赴澳大利亚、英国、美国等发达国家购买房地产，也为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增长做出了贡献。 中国香港和韩国这两个主要投资经济体在该次区域的外向直接投资呈现出不同的趋势：中国香港的外流下降了13％，至620亿美元，是2010年以来的最低水平。 由于新增投资的推动，韩国的流出量增加了15％，达到270亿美元。

区域内外国直接投资的流动推动了亚洲的产业重组。东盟、中国和印度的区域价值链的关联由于区域内外国直接投资的增加而日益密切。 随着这些区域生产网络的发展，新兴工业景观的轮廓正在形成：

东盟在价值链上实现多样化。东盟生产网络已经从劳动密集型转向资本密集型产业。 国内汽车和高端消费电子等制造业生产能力增长得益于东盟快速演进的区域生产网络和区域内外国直接投资流动。 区域生产网络扩大了工业和地理覆盖面，并日趋完善。 这与中国，韩国和中国台湾的工业重组有关。 国家和地区出台的政策 - 特别是在东盟及以外地区加强基础设施连接和发展自由贸易和鼓励投资  - 促进了这些发展变化。

中国向价值链上游进军。中国的公司已经获得更大的市场份额，正在向在高度竞争的制造业，如高端化学品、电子（特别是信息技术）、汽车和飞机等行业的价值链上游进军。他们通过建立自己的品牌，增强自己的创新能力和扩大自己的品牌知名度来进行国际网络分销。跨国并购已成为实现战略目标的重要工具。比如，在智能手机行业，国内品牌在2015年已经实现五分之四的市场占有率，并继续在2016年扩大市场份额。华为，OPPO，VIVO和小米等公司在国际上迅速扩张。例如，华为在五个主要欧洲国家里获得了20％以上的市场份额，在印度，四个中国品牌排名第二至第五，共占市场份额的五分之一，占印度市场的46％。

南亚与区域价值链实现连接。 印度和其他南亚国家正在与区域价值链和基础设施网络挂钩。印度制造业已经开始大规模融入东亚和东南亚地区强大和复杂的区域生产网络。 这一新趋势是通过来自中国的智能手机生产等动态产业的一些大规模投资来说明： 例如，在智能手机行业，OPPO（中国）在2014年进入印度市场，在诺伊达建立了生产基地。 在2016年底，该公司宣布在安得拉邦投资2.16亿美元。此外，华为和小米也开始大量投资印度。中国对其他行业的投资也在快速增长：例如，中国主要重型设备制造商三一集团将在印度投资50亿美元。

第三章  二十国集团采取“全球投资决策指导原则”

 “二十国集团原则”利用了联合国贸发会议的可持续发展投资政策的框架，该原则是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和转型期经济体之间第一次就投资事项达成共识，占全球对外直接投资的三分之二以上。

2010年7月在中国上海举行的20国集团部长级会议上通过了无约束力的指导原则，并且该指导原则于2016年9月在杭州首脑会议上得到了20国集团领导人的批准。

迄今为止，大约有130个双边投资协议已经被其他双边投资协议或双边投资条款协议取代。 过去二十年来一直积极参与改革的国家包括德国，其次是中国、埃及、罗马尼亚和摩洛哥。 替代协议并不总是包含可持续发展导向型改革的要素。 目前的替代协议案例包括：墨西哥和瑞士正在就一项协议进行重新谈判，该协议将取代两国间1995年的双边投资条约。

然而，各国往往选择列入明确优先考虑的条款（通常不太是改革导向型的）协议（如澳大利亚 - 马来西亚自由贸易协定（2012）（第21.2（2）条）或中日韩国三边投资协议（2012）（第25条））。

事实上，上述35项投资条款协议中有15项优先于先前的协议。 各国有时也优先选择对投资者更有利的协议（例如，新西兰与澳大利亚，文莱达鲁萨兰国，智利，马来西亚，新加坡和越南签署的TPP附加协议），或者不提供全面阐释的协议（例如中韩自由贸易协定（2015年）（第1.3条）），这些协议引发了公众对于先前协议的应用状况的质疑。 这些类型的关系条款几乎没有促进国际投资协议的改革。

第四章 数字经济

在电子商务的其他方面，这些价格战也是常事。 Mataharimall，Tokopedia和Bukalapak（当地市场平台）与拉扎达（德国火箭互联网推出的区域电子商务服务，受到中国阿里巴巴的支持）、Elevania（韩国）和乐天（日本最大的电子商务网站）竞争。 大规模的折扣和大型营销活动似乎是常事儿。为了生存，当地市场参与者依靠红杉资本（苹果，领英（美国）和软银（日本）等支持者的融资。2015年，Go-jek与红杉合作，2016年8月份据报其从科尔伯格-克拉维斯和华平投资（美国）获得了5.5亿美元的投资。印度尼西亚从未见过这样的资金交易：TeChinasiac报道说， 从2014年每个月宣布的两笔到三笔资金交易到2015年交易数字翻了一番。

A.简介

1.数字经济的普遍性

数字经济 - 将互联网数字技术应用于商品和服务的生产和贸易 - 正在成为全球经济中越来越重要的一部分。向数字经济的过渡可以提升各个行业的竞争力，为商业和创业活动带来新机遇，以及进入海外市场的新渠道。然而，依然存在着不少挑战，从全球数字鸿沟到潜在的社会和发展负面影响以及复杂的互联网监管问题，这都需要政策制定者去解决。
2.数字经济对投资与投资政策的相关性
数字经济对投资具有重要意义，投资对数字化发展至关重要。首先，数字经济有可能改变跨国企业的国际业务和影响外国子公司对东道国的判断，进而影响投资政策。第二，所有国家的数字发展，特别是发展中国家参与的全球数字经济，都要求建立有针对性的投资政策，建立连接基础设施，促进公司数字化，支持更广泛的经济数字化。

B. 跨国企业和数字经济中的国际生产

信息和通信技术（ICT）一直是国际生产增长的根本推动力。数字经济的兴起既能使信息和通信技术与国际生产之间的共生关系集约化，同时也会破坏这样的关系。这种集约化为跨国企业提供了更加深远的机会来重新设计流程和上市路线，并重新界定了全球生产网络中的治理模式。因此，它产生了全新的跨国商业模式，从“出生的全球”到虚拟的跨国企业，都具有完全不同的国际足迹。

1.科技跨国公司的兴起及其影响

技术跨国公司是全球数字经济的推动者：它们为数字采用提供了基础设施和工具。 随着数字经济的快速增长，近十年来，跨国企业在国际生产中的比重也大大增加。跨国企业不仅在所有行业中处于领先地位，而且打破了创造就业机会和资产结构的传统模式，使无形资产和现金会计在资产份额中占较高份额。

2.数字和科技跨国公司：国际足迹截然不同

依靠ICT公司提供的有利基础设施，数字跨国公司的业务是以互联网为基础的，或与互联网严格相关的。它们包括互联网平台，电子商务，数字解决方案和数字内容提供商。这些数字公司在跨国企业领域显得越来越重要。然而，他们的国际业务与其他跨国企业在基本上有所不同：他们能以更少的资产和更少的海外员工到达国外市场。因此，他们在实物投资和就业创造方面对东道国的经济影响不太直观。他们的国际业务在许多方面也与其他跨国企业有所不同：他们倾向于拥有更多的流动资产，他们有更多的机会利用税收高效的企业结构。此外，不同于其他跨国企业的是，他们大多数数字跨国企业总部仅位于少数几个国家，集中位于美国。

3. 跨国企业数字化跨行业：逐步转型
数字经济并不仅限于ICT部门和数字公司。 可以说，最大的经济影响来自于全球经济各个行业的流程和供应链数字化。 数字化可以影响供应链中的任何一个过程，包括采购，生产，运营单位网络的协调，出货物流和客户关系。 数字公司看到的国际生产情况可能是许多行业未来的先兆。它们可能代表了在不同程度上影响所有跨国企业转型过程的极端结果。 到目前为止，数字化对非数字跨国企业的国际业务（外国资产和销售）的影响是有限的，但是，越来越多的资产轻型的国际生产形式和可替代的治理模式已经开始出现。

4. 投资政策的影响：从模拟到数字

国际生产现场的新角色以及跨国企业国际业务发展的性质，对战略投资目标，对促进投资的政策和机构以及管理投资者行为的规定都有影响。 根据新的数字商业模式，可能需要对实体经济设计的投资规则进行审查。 数字化影响最大的行业 - 例如零售、媒体和消费金融 - 也是许多国家保持投资限制的行业。 有些人已经采取措施来更新政策，而另一些国家正面临着让规则过时的风险，或者为数字和非数字公司创造不平衡的竞争环境。

C.数字化发展投资

1. 数字化发展策略：投资维度

许多国家已经出版或正在为数字经济制定发展战略。 然而，大多数数字化发展战略未能充分满足投资需求，而经常专注于基础设施投资（宽带覆盖）的数字化发展战略，很少涉及外国投资或IPA的潜在作用。 全面的数字化发展战略应涵盖基础设施，数字公司的投资以及所有行业的企业数字化。

2.投资数字化基础设施

为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实现充分连接的投资要求并不像往常那样令人望而生畏：可持续发展目标的衔接目标可以通过私人投资的有利框架和旨在产生足够需求的政策来实现。 可能需要政府支持和公私伙伴关系，以实现普遍连接，包括人口稀少和低收入地区。 虽然电信公司构建了大量网络并支持互联网交换点的开发，但吸引数字跨国公司也可以帮助完成互联网基础架构（如内容分发网络和数据中心）。 互联网基础设施投资区域合作可以增加国际投资者基础设施项目的吸引力。

3.投资数字公司

随着许多发展中国家的覆盖率领先于其他国家，加快数字化发展需要重点关注本地数字内容和服务的投资，以增加需求。 这包括通过创建和维护数字公司有利的监管框架，并采取积极的支持措施，包括建立技术或创新中心和孵化器，建立或改进电子政务服务，支持创新的融资方式，刺激对当地企业发展的投资 并制定技能培养计划。 与全球企业的联系可以帮助外国投资者参与本地数字公司的发展，但数字行业的发展主要是支持发展国内企业，而不是促进数字跨国公司的投资。

4.跨行业数字化投资
最大的发展价值可能在于非数字行业的数字化。 发展中国家企业的互联网采用在发达国家显着落后。 促进对所有财富的信息和通信技术的投资，以及业务联系和参与全球金融机构应成为数字发展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

D. 实现数字年龄的投资政策框架

包括国际投资在内的投资在数字经济发展中起着重要的作用。 相反，数字经济将转变国际生产，因此投资模式。 数字经济的综合投资政策框架不仅要确保数字发展嵌入投资政策，而且还要确保投资政策纳入数字化发展战略。 此外，政府还需要找到一种平衡的办法来适应数字转型所引起的公众关注以及私人投资者的利益。